他的认识也绝非停留在卦爻的表面上，而是更深入的探讨，亦如：是故存言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者，这是对意的体会，因此处理一切事物须要抓住它内在的本质。
关于弟悌，《孟子·离娄上》曰：义之实，从兄是也，指出义的实质就是弟弟顺从兄长。《孟子?尽心上》曰:形色，天性也。
（《孟子?离娄下》）《孟子·万章篇上》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 尽心下》)在孟子看来,土地为立国之基,人民为守国之根,政事为经国之纲。修身为本与家国天下是一种本末关系。四心是人性善的基础，四端是人性善的开端绪，是四德的萌芽。君主如果这样做，就能使国民团结一致，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保家卫国。
万章曰：舜共工于幽州，……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三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积累而得的大本原、大传统，它们具有内在的沛然莫之能御的潜力。
这种学问与科学民主均无关，而且在西方亦找不出这种学问，难怪西方人忽视或蔑视它。可惜西方的学者大都不明此点，以为先秦既是中国哲学发展至高峰的时代，那么这高峰下降至两汉便是平地，即是说：中国哲学至汉代已停顿不前了。前言中国人学科学的力量并不弱。魏晋玄学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弼、向秀、与郭象。
在其他一切方面，他是完全自私的。平心而论，中国如果不亡于满清，那么依顺明末思想家顾、黄、王等人的思想，走儒家健康的文化生命路线，亦未始不可开出科学与民主。
汉代哲学既无甚精采，以后更不用说了。然而他的内圣之学仍有其独立的问题与独立的发展：即在外王方面，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形态仍然是儒家所痛心疾首、焦苦思虑的问题。功利主义者的心目中，佛教的人生智慧当然无价值。中国哲学的积蓄是极丰富的，中国哲学所受的考验是极为频繁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的灵魂，在中国佛学人物中，先后得到两次的复苏或再现。就哲学说，西方哲学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骨干，莱布尼兹、罗素一骨干，康德、黑格尔一骨干，永远有其哲学真理上的价值。一个深切地相信制欲与放弃这种美德的人，竟然从来未有尝试把自己的信念附诸实行，那是难以相信的事。第一次是竺道生，第二次就在禅宗的六祖慧能。
中国人并非没有科学上的智慧，只是以往没有向科学的路走。这岂不是上上的哲学智慧? 至禅宗，中国佛学发展至最高峰。
此乃为国谋、为学术文化谋者所必须应有的器识与容量。但是坚忍只是中国民族性的一方面，坚忍只在抵抗侵略捱受灾难之时显出，是消极方面的事。
两者并不必卷于一起而同其命运。民族的慧命窒息了，文化的生命随之衰歇了，二千多年的学统亦亡了。中国第一次面对西方，是在南北朝隋唐时代，面对的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这实质也就将儒学传统锁定在了过去的维度上，再无法开显出新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无疑是宣布了儒学传统的终结。不仅如此，儒学传统因其非现成化而永远处于待完成的状态，能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可能。时隔二十多年，在当前儒学复兴的新语境下，我们有必要认清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联系和根本区别，唯此才能把握当前儒学复兴的积极方向。
其实，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近现代的儒者已经开始尝试创发符合现代社会的儒学理论了，其中通过返本开新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儒学就代表着一个现代儒学理论的高峰。它们虽然无形，但都是通过概念之间的逻辑勾联而形成的某种具有固定结构的思想系统，这依然是一种凝固了的、现成化了的东西。
正是基于此，儒学才得以从诞生之初直至当今，一直保持着儒学之为儒学的特质。也有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承载物，例如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所创建的儒学理论。
这其实是要求我们抛开以往的现成化、对象化的思维范式，以立足当下，顺应时代为思考的首要条件，而不是以历史上某种具体的儒学理论为前提或预设。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庞朴先生就曾撰文阐述过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这其中就已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我们知道，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就在于他对传统的继承并不是通过照搬尧舜文武周公的学说实现的，而是能够基于春秋时期的社会问题，汲取尧舜文武周公学说中的基本原理，创发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学说，由此才实现了对先贤思想的继承。当然，对不少人来说，仁义就是一种道德概念、一套理论学说，甚至就是一个可供研究和学习的思想对象，但这恰恰是一种有待超越的现成化、对象化的理解，而不是我们此处要强调的在儒学传统的本初意义上的理解。所以，仁义向来就是儒家对现实生活各领域制度规范进行因革损益的根本依据和标准，更深一层说，仁义乃是儒家理解和应对一切问题的根本立场，这一原理一以贯之的体现在历代的儒学理论中，也就成为代代相传的儒学之统。然而，传统儒学理论毕竟不是儒学传统本身。
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每一种传统儒学理论都是各时代的儒者基于其当下的生活境遇，以其当时的生活内容对一以贯之的儒学原理而作的一种具体的充实，这也就是让儒学传统在具体的历史境域中具有了一种清晰化、条理化的存在形式。其实，就传与统的本义看，所谓传，即驿，本义是指一站传给下一站。
按统的字义讲，儒学之统就是指儒学的发端处，也就是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其实质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因此，尽管各种传统儒学理论曾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足以表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不适用于当代中国。
那么，儒家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又是什么呢？对此，唐儒韩愈早已做了明确的概括，而且历代儒家的理解也都没有跳脱开这一观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因此，当前的儒学复兴不能驻足于返本，还要进一步溯源，也即追溯创发当代儒学理论的渊源。
同样，儒学传统本身，作为代代相传的儒学之统，也并非是一个现成在手的东西。因此，在源始本初的意义上，传统这个词并不是指一个对象化的存在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现代性的生活内容重新充实起代代相传的儒学原理，才可能创发出回应现代社会问题的当代儒学理论。只不过，其中内圣与外王断裂的诟病，依然暴露出返本的思想路径还是执守于传统儒学理论而错失了儒学传统本身。
这种永恒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也正是我们当今复兴儒学的现实可能性。这意味着儒学传统不仅出现先贤的生活中，占有着儒学的过去，而且也先行地参与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敞显着儒学的未来，因此儒学传统能够为现代人类生命的安顿、生活的幸福提供思想的指引和观念的启示，这其实正是我们当今复兴儒学的现实必要性。
唯其如此，儒学理论才是与时偕行的学说，儒学传统才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不过，人们往往错将继承儒学传统直接等同于复活传统儒学，由是不免滋生了各种复古的乱象。
其实，从韩愈指明仁义为定名，就可以看出，仁义并无定实，也就是说，仁义的意涵并不能固化为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存在物，而是指示着一种随顺着生活变迁而不断现身的、非现成化的儒家在世方式和到场状态。因此，儒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而儒学理论却总是常新的，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尚书·汤盘铭》）。